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专辑
(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编辑)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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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建国方略》看中国的教育和科技进步
科工专副秘书长朱贵东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了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说孙中山一生的是非得失还有所争议，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终身为自己的理想跋涉，对中华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政治家。1917至1919年，孙中山倾其毕生所学书写了《建国方略》，从心理建设、实业建设、民权建设三个方面系统地描述了他的建国宏愿和共和国蓝图。盘点这些曾被认为是“空想”的“浪漫”构想到今天都一一变成了现实。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对共和国《实业建设》的构想明确而具体，其六大计划包含了港口、铁路、公路、航运、城市、水利、工业、农业、林业、矿业等方面的具体规划，详尽阐述了开发中国实业的途径、原则和计划。通过重点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高速发展各项民生工程，孙中山描绘了全面发展国民经济，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蓝图，为中国的现代化制订了宏伟的方案。孙中山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位设计师。他早在一百年前绘制的宏伟蓝图已经变为现实：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正在世界上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如果说《建国方略》对现代中国物质建设的构想是详尽而具体的，那么《心里建设》中的“知难行易”学说对当今社会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影响是高屋建瓴的。“知难行易”的基础是行先知后，孙中山通过大量的科学史实和人类文明的具体实践反复论证了人类的认识过程是“行先知后”，并从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来说明任何事情都是行在先，知在后。也就是说，学识的难关一过，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建国方略》至少从四个方面对现代中国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一）“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就遵循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想助长人们的畏难苟安心理，有碍革命者的进取精神，也是中国近代的积弱衰败，革命事业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鼓舞人们“无所畏而乐于行”的勇气，阐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孙中山还以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为例进一步指出：如果有了“真知”的指导，“则行之决无所难”。据此，他认为，只要我们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努力以赴，夺取革命胜利“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二）“知难”学说的“知”也指“科学”。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主张科学救国的先驱，他游学西方国家十余年，深知发展科学技术是西方列强的兴国之道。受“知易行难”观念的误导，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在过去几千年对待事物仅停留于实用，而不深究其学理根源，从而导致科学技术发展的滞后。因此，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第一要务就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从创建中国科学社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到发行《科学杂志》，国民政府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借用了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很多经验，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欧美式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从民国开始，中国科技界才不再与国际科技界隔绝，科技交流逐渐增加。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也相继从西方世界回国，成为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领军人物。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很多科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科学研究，还培养出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黄昆、吴文俊、朱光亚和林家翘等卓有成就的学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多的包括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在内的海外科学家回国效力。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人已经超过300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中，近2/3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疑也和国父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不谋而合，奠定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基础。随后，“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重大项目攻关计划”、“重点成果推广计划”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政策都相继出台，建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形成了新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奠定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不朽基石。
（三）“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在民国初期百废待兴，孙中山首先提倡的就是大力兴办学校，培养各类急需的人才。他还一直提倡鼓励留学，利用各种资源快出人才，多出人才。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门在当时艰难的情况下以多种途径保送学生出国留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更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保障和强调教育。经过数代人的努力，中国的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全国绝大多数的人口和地区都普及了九年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教育体系。建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
（四）由于承认和主张“知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还提倡对外开放，大量吸收、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成果。他指出，西方列强花费了二、三百年的功夫去发展、应用科学技术，才有今日的物质文明水平，假如我们中国采来就用，岂不便宜快捷？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明治维新后不足4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我们泱泱大国，对外开放，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强大起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留学人员近四十万人；接受来自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留学生，海外归国人员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力军。
“知难行易”划破中国历史传统守旧的漫长黑夜，极大地激发近代中国的创造活力；也是一根神奇的魔棒，点化出一个绚丽斑斓、多元包容、充满生机的共和国。从创立有限元方法，到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自主提出陆相成油等独具特色的科学理论，到建设了大庆油田等影响至今的大型工程项目；从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建成、到“两弹一星”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国科技事业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涌现出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核电技术为代表的重大自主创新性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中国几代科学家们在核物理、高空物理、人造卫星、生命科学、高温合金、特殊化学材料、爆炸力学、新型光学仪器等诸多领域取得的成绩，使中国科技实力和知识储备产生了质的飞跃。
一百年“弹指一挥间”，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实业建设》和《民权建设》在今天的中国都正在或已经实现，放眼世界，一个走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
